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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美国艾滋病患者 Ron Woodroof 被告知只能活 30 天。他服用的药剂 AZT 毒性大,可能让病情恶化,但这是当时唯一合法批准上市的药物。为了活下去,Woodroof 开始研究各类未受当局批准的抗艾滋病药物和替代疗法,并开始自己调配组合药物以延长生命。他甚至走私来自世界各地未经批准的药物,卖给其他 HIV 携带者。他的故事被改编成《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因为父亲曾患肺癌,作为病人家属的邱威妮见过太多的 “Woodroof”。这些与死神缠斗的人,做过许多 “疯狂冒险” 的行动。2012 年邱威妮还在 MIT 念书,有人托她在专利局找原料药,为的是手动配制救命药;肺癌网络社区里,邱威妮见到有人花费数百万买一尊大佛回家拜,喝拜完神的神灰;还有人去台湾买神奇的 “热身帖”,迷信 “包治好” 的中药。
理想决定了一家公司的上限。
2015 年,邱威妮的父亲和两位朋友因为癌症离世,她辞去在纽约的咨询工作,决定回国为癌症病人做点事。她创办肿瘤大数据公司 Haalthy,旨在缩小中国在肺癌医疗信息获取和治疗手段上与美国的差距,提高肺癌治愈率。Haalthy 的对标公司是美国医疗健康数据服务商 NantHealth,它于 2016 年 6 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约 22 亿美元。
今天,我们邀请到邱威妮和峰瑞资本生物医疗领域负责人王蕾(lei@freesvc.com)来一场 AMA,谈医疗大数据行业在中国的创业机会和商业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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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说一个月后再考虑要不要来接你” 的绝望
▲ 遭遇癌症好比被抛弃在大海上,在恐惧中挣扎着逃离死神的追赶。
王:在中国,围绕肺癌的创业模式主要有哪些方向?思路和逻辑分别是什么?
邱:在中国市场,专注于肺癌这个垂直领域的创业公司不多,仅有的一些主要围绕着科普和问诊来做。科普,即以自媒体的形式吸引用户;问诊,通常以轻问诊为主,模式是咨询医生。两种模式的目标一致——获客,这个 “客” 指病人或者医生,获取大量用户后它们再考虑变现。
王:在欧美市场,Haalthy 是否有成熟的对标公司?它们的模式在中国是否适用?
邱:现阶段,很多人看 Haalthy 时,会认为我们的对标是 patientslikeme.com(PLM), 一家已经和阿斯利康、药店 Walgreens、FDA 等机构和公司合作的公司,因为我们是一家从病患切入的互联网公司。然而,这只是 Haalthy 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对接资源,甚至和合作伙伴一起创造技术来方便病人的就医过程,真正在治疗环节帮助病人。只要产品能帮助病人和家属找到他们承担得起同时适合他们的治疗方案,病人会自愿提供数据。
从这个层面看,其实 Haalthy 对标的公司是 NantHealth(创始人 Patrick Soon-Shiong 因药物 Abraxane 的研发和销售而出名, 曾被福布斯评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医生。他自己投了 10 亿进 NantHealth,在药-检测-治疗上布局)。不过,在早期 Haalthy 的运营方式会比 NantHealth 轻,因为我们不需要先开发产品再帮助病人。仅凭借透明、科学的方式帮病人对接它们需要的服务,就能够帮助到超过一半的患者。
▲ NantHealth 是一家提供云服务的医疗决策服务平台,同时也提供人口健康平台以及癌症疗法学习系统等。
王:为什么选择肺癌作为起点和切入口?
邱:贺捷院士领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的肺癌的新增人数高达 73 万,而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肺部肿瘤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预计到 2025 年,也就是少于 8 年的时间里,每年肺癌新增患病人数将会涨到 150 万人。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个数字远远大于 150 万人:随着基层医疗的普及,以前没有被查出的人群慢慢被发现了。
因为肺癌 5 年生存率低,能分配到的医疗资源相对较少,病人和家属内心充满极大的恐惧,却有很多问题未能被解答,他们急切寻求解决方案。这给了 Haalthy 一个服务病人的机会。
王:你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契机是什么?
邱:2012 年,我的父亲得了肺癌。我用了中美印欧日本古巴各地的资源,帮我爸爸找方案,结果发现中国和国外,哪怕和香港的信息差距也实在太大了。当时我父亲是第一批有机会进入香港的临床实验组 PD-L1 (也是现今很火的一种免疫治疗)的患者。据当地医生描述,我父亲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内地知道并联系上香港的临床。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这些信息不能公开?既然疾病面前人人平等,那我们更应该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所有患者都有获得这些治疗信息的权利。
2015 年这一年,我的 3 位亲人和朋友接连去世。我辞去在纽约的咨询工作,决定回国为癌症病人做一点事情。
回国以后,我比较幸运,遇到了两位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现在成了我的导师),并因此得到了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跟随他们出门诊的机会。在和他们以及病人交流时,我发现中国的肿瘤治疗手段很少会整体和系统地看肿瘤问题。像 “下一步怎么办” 这样严峻的问题,很多医生会告诉病人 “下个月再说”。
这时病人和家属会很迷茫。这种感觉,就像坐在一个游轮上,突然被放在了大海中央,船长说一个月以后再考虑要不要来接你。有过这种经历的病人和家属都深知这个过程的难受。
于是,我们打造了一款叫 “肺腾助手” 的产品,帮助用户做医学科普,提供个性化医疗资讯,帮助他们全方位地了解在每一步要做治疗决策时,如何通过患者提供的数据和临床的数据,来理性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
▲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研究数据表明,PM 2.5 浓度每增加 10 微克每立方米,肺癌死亡率增加 15%-27%。在环境污染因素的诱导下,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续走高态势。
王: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中国做这个项目?这个时间、地区会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和机会吗?
邱:现在国内的病人其实在以一个很低效率的方式获取信息:有钱人选择去国外治疗。而经济条件有限的,有些人则选择中药。然而,这些方案都未必是最适合他们的。
反观美国,由于美国的医疗资源差异少,医疗数据库建立得较完善,对医疗信息有严格的把关,也有医保为大部分极其昂贵但有疗效的治疗买单,所以并不会遇到中国患者面临的难题。
此外,像 “魏则西事件” 这样的社会新闻,使病人和家属对中国的医疗信息渠道和准确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这给患患社区一个极大的机会,来弥补信息不对称,重建信任度。这些都是中国独特的机会和机遇。
另一方面,癌症相关研究和技术突破,给肿瘤治愈和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希望。不过在中国,很多治疗手段依然和国外差了很远。像 PD-1 这样的免疫治疗,在国外已经上市了 2 年,但是在今年 7 月才在中国才进入了 3 期临床。当消费升级和信息透明化后,也给海外医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窗口,也使我们有了一个对接资源的机会。
最后,从整个商业链来看,现在不少医疗保险和药企如平安、人保健康、药明康德、罗氏等在中国开始布局,市场达到成熟饱和是未来 3-5 年的事情。这些企业都需要数据来设计他们的商业产品。建立起 2C 的患者端平台,直接获得最完整最连续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能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及时反馈,同时也给保险公司、药企甚至医院带来了连续性大数据分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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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被重视的院外数据
王:许多移动医疗公司都把致富远景落在大数据上,但目前核心大数据仍然落在医院,而公立医院像 “信息孤岛” 一直不愿意放开数据库。Haalthy 是否会面临数据量不足的问题,以及如何获取足量的、精准的病人数据,以让医疗大数据真正发挥作用?
邱:我同意医院的数据量很大。不过,从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准确性来说,医院甚至比不上许多和 Haalthy 类似的初创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在北上广等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城市,有 40 - 60% 的病人来自外地。 “信息孤岛” 问题导致一家医院无法获得这位病人在其他医院的信息。即便要收集病人在同一家医院看病的数据,也要跑好几个科室。然而,病人是最有意愿且最有能力收集这些信息的。他们要拿着完整的报告去咨询医生,对方才能给出一个结论。
▲ 大量患者数据散落于各地医院的不同诊室,患者数据缺乏完整性和连续性。
我们之所以选择从患患切入,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内部最近的数据也证实了),这是在国内唯一能够收集到一位病人完整且精准的数据的方法。
这个收集的过程会慢,但是能够保证数据的质量能真正帮助到患者。我一直都认为,切实地帮助 1000 名患者找到对的治疗方案,比 100 万个注册用户来得更有价值。我与药厂研发人员和医生的交流时,他们也认为完整的 1000 个相似病例,比 100 万个零散的数据点,更有分析价值。
王:如何激励平台上的患者和其他人分享数据和经验?
邱:提供有价值的、病人最想要的东西。病人家属最想要的东西有两样:1. 这个病有治疗的希望;2. 有能治病的钱。
有段时间我跟着医生出门诊,每次都能看到病人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着以往所有的病历,而且还按日期整理得非常整齐。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些繁杂的事?除了医生要求他们这么做,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这样能为医生提供数据支持,给治疗带来希望。另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病历的地方是在 “轻松筹” 这样的捐款平台,因为病人家属需要钱来看病,所以愿意上传几乎任何资料。
而 Haalthy 的做法是这两者的升级版:1. 我们通过有据可循(Haalthy 的临床数据库)和有证可循(真实病人)的治疗信息,给病人带来治疗希望;2. 我们通过智能化整合资源,把获取信息、看病甚至用药的成本大大降低。在 Haalthy 平台,用户只需手指简单点几下,就能看到只和自己相关的科普信息。如果用户知道病人的肿瘤基因突变类型,还可以迅速找到同样基因类型的病人,以及对此研究深刻的医生。
王:与很多行业不同,医疗行业面临着专业度高、垄断性高、政策风险高的 “三高” 障碍。Haalthy 最重要的商业筹码是什么?
邱:正是因为 “三高” 障碍,Haalthy 在提供服务和信息的时候,额外设定了一套筛选第三方服务的标准。我们也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去验证甚至尝试这些服务是否可靠(比如,哪家的基因检测比较准确,哪个药厂的药物纯度高),比如踩点、大量收集用户反馈 。Haalthy 重视这些工作,视其为品牌的重要保障,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保证病人在接受服务的时候不会被坑。
▲ 对于保险公司和药厂来说,医疗数据模型的精度每提升一个百分比,便意味着节约一大笔人力和资金。所以医疗大数据在这两方面的商业前景会更明确一些。
王:谁会付费?
邱:首先是药厂。2010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JCO) 发布的一篇文章写到,药厂平均为每位临床病人花费超过 $25,000 美金。在单项临床招募中,仅观察和管理病人的数据就花费 1 亿美金。移动互联网的一大好处,是能以很低的成本更精准地聚集了一批适合临床的病人,并且以更低的成本来管理甚至从线上就能观察到病人的情况,让药厂能更快更准确地找到想要的患者。
从科研的角度,我们从收集到的数据中得到洞见,如:我们在用户提供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些基因突变与 PD-1 表达和病人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医生和药厂分析更适用的药品群,从而使病人真正地受惠。
此外,今后 3-5 年,保险公司会成为医疗数据的大买家。根据 2015 年证券日报的报道,现在健康险已经是一个 2400 多亿的市场,但是在我们和保险公司高层聊天的时候发现,因为以前没有基于人群基因、治疗、生活习惯、环境等因素的大数据分析,所以现在设计的健康险产品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成分。随着这个市场激增至 2020 年的 5 万亿,保险公司需要对药物报销、对用户的健康负责时,他们将会对现在病人的用药疗效、副作用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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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公司最大的对手,是那 90% 还在线下的癌症用户
王:Haalthy 的第一批种子用户是怎么获取的?
邱:今年5 月 21日,我们通过在微信群和 QQ 群里传播我们的第一个线上肺癌公益活动,获得了第一批种子用户。当天就有 300 多人涌进了我们的微信群,比我们的预想翻了一倍,并且在一周内超过了当时最活跃的肺癌微信群。这些用户给我们的产品形态带来了很多有意义的方向性指导。
王:Haalthy 之前,肺癌用户都聚集在哪些地方?Haalthy 何以吸引他们?
邱:根据我们之前做的信息检索,我们发现肺癌用户大多集中在 BBS 平台,少数分散在知乎、天涯上。然而我们最新的数据表明,其实 90% 的病人依然在线下。一方面,出于对癌症的恐惧,有些人连打开网站查资料的勇气都没有;另一方面,肺癌知识庞杂、艰深,普通人常因看不懂,最后选择放弃。
▲ 患癌,可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 Haalthy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减轻大家对疾病的恐惧。而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患患社区里的布局:科普+社交的形式,让病人和家属,以正面的姿态认识肺癌。实际上,我们的社群里,还有很多已经治愈的肺癌病人,以及经验十足的医生和科学家。他们以亲身经历和专业知识告诉其他患者,肿瘤真的有可能治愈。我们鼓励已经治愈的病人留在平台上,他们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荣誉感,Haalthy 还可以为他们对接上康复类信息和资源帮助。
王:Haalthy 的社群运营是怎么做的?你关注的用户运营指标有哪些?做好患者社区最重要的是什么?
邱:线上运营,我们更关注的,是用户讨论问题的质量。其实有很多社群讨论的内容和主题几乎没关联,只是单纯的发发小广告,撒撒红包。在 Haalthy,我们很在意患者的问题是否被回答了,如果没有被其他用户回答,我们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做到有问必答。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区分,什么问题可以或者该由用户回答,什么问题应该交给医生。
王:在我看来,一个优质的患者社区,要有必要的引导和规范。患患社区似乎没有壁垒,Haalthy 究竟有什么优势?
邱:首先,Haalthy 的产品是一个由有亲身经历的病人家属和致力于规范医疗的医生共同设计的。产品的灵魂体现在对病人需求的理解和医学严谨的平衡。我们的医学导师曾经给我们举了 “海底捞” 的例子,以此来说明,世界上很多产品都可以抄袭,但是产品给人的感觉是抄不到的。
此外,Haalthy 在肺癌领域有资源优势。我和另一位创始人在肿瘤界累积了人脉,Haalthy 团队还有超过 15 年临床经验的肿瘤医生和药企高管,能够把控好 Haalthy 的产品和品质。
王:提到资源优势,Haalthy 如何打通用户、医生、药品、医疗器械,保险公司等参与者的资源?
邱:在医疗的每一环里,都有他们特别想要的东西。用户希望治好病,肿瘤医生期待获得尊重、减轻工作负担,药厂和保险公司需要数据来改进产品,医疗器械需要带动销售。连接这些资源的关键,在于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目前,我们已经和多家知名企业(如医院、药企、心理咨询和基因检测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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